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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是2013年中國人心中的痛。深藏於社會化療飲食深處的心靈之霾、道德之霾，同樣需要“治理”。 資料圖
　　道德膠原蛋白中國：留給2013的覺悟與迷思
　　——對話國防大學教msata授公方彬
　　前 言
　　像以往一樣，每到年終我們都會回顧總結這一年的社會道德領域的熱點事件。與以往不同，這一次，我們讓新聞事件的盤點作為引子，更多的空間讓位於透過現象洞察背後歷史、文化、信用貸款發展的深層解析，站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解讀當下熱點，為諸多迷思尋找答案，才可能最終樹立起明天的道德坐標。
　　【人物檔案】
　　公方彬，黨的十八大借錢宣講團成員，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宣講團成員。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軍隊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研究中國社會道德20餘年，著述系列叢書《覺悟中國》、《價值中國》、《精神中國》、《決策中國》以及《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
　　信仰共產主義。
　　普遍的道德焦慮

　　百姓不敢扶老人 與 名人找大師
　　11月，四川達州市民江先生向媒體喊冤，聲言自家孩子明明做了好事，看見一太婆上去攙扶，反倒被太婆誣賴說是被撞倒，索要賠償醫葯費。媒體報道後，太婆也來喊冤。一齣事關老人道德的羅生門討論成為輿論熱點。
　　8月，馬雲自曝與大師王林的合影，進而引發外界對這位低調神秘大師的“人肉搜索”。號稱可以“隔空取蛇”的王林，被逐一扒出與多位文娛明星的合影，甚至一些官員都與大師有過交往。
　　一邊是老百姓為要不要攙扶路邊老太內心糾結，一邊是眾多名人為暗藏的欲望痴迷於求神拜師，這種幾近群體化的躁動不安，顯示出內心的焦慮普遍蔓延。
　　記者：從是否“被撞”到廣場舞地盤之爭，“大媽問題”在2013年話題不斷。出現這樣的現象，究竟是“壞”人變老了，還是老人變“壞”了？那些過去習以為常的行事方式，為什麼日益受到強烈的挑戰？
　　公方彬：即將過去的這一年裡，全國各地確實發生了多起老人訛詐的事件。但是，哪怕還有更多老人道德失範的個案存在，也不能由此把老年人污名化。這就如同儘管罪案比例更高，我們依然不能以個案、群案來污名和否定一代青年。
　　由於道德價值體系出現紊亂，人們難以找到穩定的價值體系、價值坐標和行為規範，內心的虛無造成行為上的反道德，內心的焦慮需要在現實中找到投射。從歷史上看，中國的傳統文化或倫理道德的範式中，一直把老人當成道德的標識和引領者。一旦這一群體出現道德墮落的問題，很容易讓人們以審醜的心態去炒作放大，並以此作為社會墮落的佐證。
　　與此同時，審醜的心態已經開始成為這個時代大眾心理的一部分。比如郭敬明導演的電影《小時代》，裡面呈現的價值觀甚至讓美國學者都感到難以置信，卻在商業上取得巨大成功，連有關郭敬明早年抄襲的異議也被徹底淹沒，反而被有的自詡“前衛”的媒體追捧為新一代商業精英。
　　可以想象，一旦社會都熱衷於迎合和滿足這種審醜欲望時，原本存在的欺詐和醜惡遭到幾何倍數的放大，社會的信任度必然降低。長此下去，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人性中還有美的存在嗎？
　　記者：相對於普通人的這種道德焦慮，很多成功人士的精神世界也並不像我們想象中的安逸。比如，“王林大師”的持續發酵，讓我們看到像馬雲、趙薇這樣的成功者，似乎同樣在熱衷尋找“神秘力量”。在所謂的上流圈子裡，這種心態和舉止已經成為很流行的現象。
　　公方彬：在精神世界中，其實並不存在名人或草根的區別。能否找到精神歸宿，不決定於社會地位高低、知名度大小。就像品德修養，這是一個無限的運動，有始無終。即便是官居高位的掌控權力者，一旦精神缺失，也會發生蛻變。每個階層的人都有自已的困境，走出困境都需要找到精神與物質的平衡點。一些成功人物熱衷追尋某種 “神秘力量”，恰恰說明社會主流或主導精神的缺失。
　　上升到更高層面看問題，我們黨同樣也面臨著信仰危機的挑戰。過去，革命階段有犧牲，而犧牲帶來神聖感，進而形成和強化信仰。當下，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不需要以生命為代價的犧牲，信仰的強化就成為無法迴避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因此，找到真正的精神歸宿，建構好符合時代的精神大廈，已經成為當今中國最為急迫的重大命題。
　　記者：為什麼人們總體上的感覺是，當下的社會道德低於以往？當下社會的道德焦慮，為何似乎越來越嚴重？
　　公方彬：從歷史上看，中國社會一直處在打破舊的輪迴的過程中。有人可能會說，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不是有過一個道德高揚的階段嗎？分析起來，當時出現的“道德復興”基於兩大原因，一個是特有的政治支撐著特殊的道德，即政治思維與政治話語系統塑造了一種異於傳統，也異於西方道德的“社會主義新道德”。另一個是中國的傳統農業經濟基礎上的倫理道德與當時的社會形態吻合，人們被緊緊拴在一塊土地、一個工廠或一個社區，不流動的社會構成了中國的熟人道德——生活在同一個環境中，失信直接影響著生存。
　　改革開放後，道德體系開始出現紊亂，原因在於構成特有道德的支撐基礎瓦解了。世界政治生態因冷戰結束而發生巨大變化，由此導致兩大價值系統和兩大話語系統乃至思維方式並行的狀況徹底改變，其中我們的價值體系遭到嚴重弱化，這必然影響著我們的倫理道德系統。龐大的人口流動和遷徙，更將中國這個熟人社會變為陌生人社會，進而將熟人道德推向陌生人道德。一定程度上，正是由於社會沒有適應這種不無紊亂的變化，直接導致價值坐標的紊亂。
　　守住道德的底線

　　法官嫖娼 與 記者受賄
　　12月，有關湖北法官被指開房嫖娼的監控視頻在網上流傳。湖北省紀委查實後公開回應，省高院刑三庭庭長張軍與一名外單位女子長期保持不正當關係，已提請免去其庭長職務，停止工作，並將依紀作出進一步處理。
　　10月，新快報記者陳永洲涉嫌損害商業信譽罪，被長沙市岳麓區人民檢察院批准逮捕。證據顯示，在發表針對中聯重科的失實報道期間，陳永洲多次收受他人提供的數千元至數萬元人民幣不等的“酬勞”。
　　社會裁判者與監督者的職業操守，從來都是決定社會公平的關鍵要素。一旦這些從業者的職業操守出現淪陷，道德底線全面崩潰的危險便如影相隨。
　　記者：過去，說起職業道德的敗壞，人們首先想到的通常是偽劣產品和食品安全。如今，無論是作為社會法律踐行者的法官，還是作為社會良知守望者的媒體人，接連出現侵蝕道德底線甚至觸犯法律的惡性事件，您對此又如何解讀？
　　公方彬：在人類文明的演進中，確實區分出一些成為社會標桿和引領者的職業，比如教師、醫生和法官。一旦這種被賦予了各種神聖光環的群體中出現道德墮落，人們就會懷疑以致失望。
　　選擇這樣一些被公認為高尚的職業，就必然要承擔職業本身的要求，就要承擔職業的責任，這是規則。然而，這個本來不成為問題的問題，現在似乎變成一個大問題。還是那句古話，傾巢之下無完卵。
　　國外有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人最勤勞，同時也最不敬業。兩者之間看似有點矛盾，卻有著內在的邏輯關係。勤勞可以是一種價值觀，也可能是生活所迫。勤勞在沒有職業分工之前就產生了，因為人要糊口。直到工業經濟發展後，才有了職業的分工。這時，職業是飯碗，敬業才是價值觀。一旦精神世界的價值體系發生了紊亂，用職業去衡量所謂的道德問題意義不大。
　　記者：在信任感如此缺乏的當下，一個極端的事件，很容易就讓人們產生給一群人貼標簽的情況。比如，記者受賄案後，社會讓對媒體的質疑甚至謾罵；醫生收取醫葯回扣曝光後，醫生在醫患關係中處境更為尷尬。問題是，一個一個信任的偶像倒掉之後，我們要去信任什麼？
　　公方彬：從本質上說，為某種職業或人群貼標簽，與我們前面提到的為老人和青年人貼標簽是相同的，都說明我們的道德、價值和精神系統出現了紊亂。
　　主觀上說，我們不希望社會道德全面潰敗。但是，世界在變化，舊有道德體系賴以存在的環境在變化，相應的道德體系出現紊亂甚至崩塌亦屬正常，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
　　中國有句古話：倉稟實而知禮節。在物質生活極大提高的同時，人們更註重對精神世界的追求和思考，從中發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非常正常。倉促面對金錢衝擊形成的功利道德，已經到了應該垮掉的時候。
　　當然，社會道德不能永遠這樣紊亂下去，需要改善。改善就需要道德個體的人來引領。落到具體方法論上，總需要走在前面的人。比如，執政黨要求了共產黨員必須要有擔當。
　　釐清道德的邊界

　　郭式“打油詩” 與 北京台封殺
　　11月，郭德綱微博發出打油詩，“一去殘冬曉日紅，三杯淚酒奠蒼穹。雞腸曲曲今何在？始信人間報應靈”，同時配了紅雙喜的圖片，被質疑影射剛剛去世的北京電視臺台長王曉東。此前，郭德綱曾與北京電視臺交惡。
　　12月，北京電視臺呼籲廣大電視從業者堅守媒體責任，對違背社會公德的的惡俗行為予以譴責，對缺乏良知的藝人予以抵制。隨後，中廣協電視文藝工作委員會發出嚴正聲明，強烈譴責郭德綱的過分言行。
　　如何評價郭德綱的行為，怎麼對待具有道德瑕疵的公眾人物，其遷出圍繞道德邊界的糾纏，始終不清。
　　記者：郭德綱和北京電視臺再生“過節”。這一次，網絡上的聲音似乎更多地站在了郭德綱這一邊。暫且不論北京台是否封殺，或有無權利封殺，對存在瑕疵甚至是重大瑕疵的公眾人物的這種民間“寬容”，您怎麼看？
　　公方彬：這裡面有一個怎麼看待封殺的問題。封殺的前提是有沒有違背道德。如果確實存在無德事實，主流媒體和官方組織是有責任去抑制甚至封殺違背公序良俗的人和事物的。無論後面的“粉絲”有多少，網絡上有多少人支持，這個工作都要去做，否則就是失職。
　　主流媒體承擔引導社會的責任，首先需要區分社會價值觀的5個層次——弘揚的、要求的、允許的、抑制的和取締的。一旦反道德的東西出來了，當然要抑制甚至取締。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出現的反傳統、反權威、反政府的態度，不能迎合。既然是主流價值，該堅守的就要去堅守。我們必須建構一整套價值體系、評價系統，及其懲治規則和措施。保證社會組織和個體都有所遵循。
　　當然，人們一聽到“封殺”這個詞就反感，其中有反權威心理作祟。主流社會也需要反思，要尋找新的有效辦法。畢竟，在當下這個多元社會，複製過去的做法，已經不再有力，也不合時宜。
　　記者：我們發現一種現象，越來越多的“偶像”走下“神壇”，包括偶像自己也在自我解嘲，甚至個別人對自己的道德瑕疵毫不諱言。這種公眾人物對道德感的毫不在意，可能給社會道德帶來什麼樣的潛在風險？
　　公方彬：公眾人物當然應該有所擔當。但是，文體明星不是社會道德價值系統的創建者，甚至不是主要承擔和建設者。
　　我們必須分清，哪些人是民族的脊梁，哪些人是在為大眾提供生活樂趣。前者或以自己的責任和擔當，甚至以犧牲創造一個個精神的高峰，或以思想和文明創造啟迪世人，後者只是以自己的某些技能參與社會，豐富生活。對前者可以給予很高的期待，對於後者可以如他們給我們提供快樂一樣，一笑了之，無須過多過高地期待。看一下西方國家，腦殘式的粉絲也有很多，但並不因為這些人的存在而懷疑社會走向沒落。因為他們的主流價值很清晰，且有強大的引導力。
　　隨著思想的禁錮被打破，很多人熱衷消解權威、消解崇高，惡搞英雄。這也並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不過是轉型期的自然現象。在美國的歷史上，也有過所謂“垮掉的一代”，顯示出那個時代的思想彷徨和精神虛無。最終，哪一代都不會垮掉，人們不斷在打破中尋找真正的價值坐標，直至最終明白什麼是不能夠被打破的，什麼是必須被仰視和敬畏的。
　　垮掉的過程就是重建的過程。這一過程離不開主流引領。既然共產黨是執政黨，黨風就決定了政風，政風進而影響民風。正黨風，就是主流做法和主流引導。
　　誰來引領社會道德
　　腐敗“大老虎” 與 草根人性光輝
　　1月，習近平在中央紀委會議上強調，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9月，蔣潔敏被免職。12月李東生被免職。2013年，10餘個副部級高官落馬，成為中國的“打虎之年”。
　　6月，浙江寧海，8名快遞員伸出八雙手，接住了從4樓墜落的兩歲半女童，愛心與善念瞬時綻放。9月，浙江溫州，面對急速撞來的越野車，阿婆沈小平緊緊護住鄰居的6歲男孩，用自己的生命延續了年輕的生命。
　　“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抵抗世俗的誘惑，面對善與惡之間的選擇，為官者理應從眾多民間榜樣身上汲取道德的營養，成為引領社會道德的正能量。
　　記者：十八大後，一個又一個省部級“大老虎”被查，贏得了民心，也挑戰著人們對權力恣意的想象。社會道德的建立，無疑需要擁有更多資源、權利、話語的引領者。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那些來自草根的人性光輝，似乎才是溫暖我們的力量。這種對比，您如何看待？
　　公方彬：官員特別是上升到政治層面的人物，其與普通人的道德評價系統並不完全一致。民重小德，政治人物要有大德。西方有一說——不讓政治家說假話，相當於不讓狼吃人。人們天然地認為，政客的行為是醜陋和骯髒的，所以要約束權力。
　　我們的政治觀不同於西方社會，但在社會轉型期，執政黨的政治觀也應該有所變化，來適應執政地位和社會發展。目前看，建立執政黨的政治倫理非常重要。
　　政黨的政治活動，需要建立與大眾道德和社會公德有區別的倫理道德系統，也就是政治倫理或政治道德。因此，一些基本的理念必須進入黨的政治倫理。比如，公權力由人民賦予，人民就有權利剝奪；自覺接受監督，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職務越高、權力越大，越要放低身段，不能搞權力崇拜。
　　草根人物的道德溫暖，那是一種自發的最純真的人性光輝。草根不需要作秀，散髮的道德魅力才更能感染人。如果對官員也這樣要求，把他們樹立成為民眾層面的道德典範，那是違背客觀規律的。當然，這並意味著官員不道德可以被容忍。
　　記者：您曾經提出一個概念——觀念腐敗。人們一邊在高罵腐敗，一邊又戲言有了腐敗的機會也不會錯過。這種觀念的腐敗，對腐敗滲透到各個領域存在著什麼樣的影響？
　　公方彬：最可怕的是觀念腐敗，最難治愈的也是觀念腐敗。一個社會中，出現部分人面對誘惑把持不住並不可怕，只要還有道德感在時時影響著行為，腐敗問題都能夠治愈。一旦腐敗進入了觀念層面，進入了大眾無意識，這時就出現了質變。
　　中國是人情社會，想想看，現實社會不乏這樣三種人——行賄者、受賄者和容忍行賄受賄者。一個貪官沒有被抓之前，身邊的人怎麼評價他？大眾怎麼評價他？是不是只有在被抓了之後，由媒體、政府、法律給他貼上了標簽之後，才開始譴責，才知道了什麼是醜？
　　如果每個人的內心沒有對道德的完整理解，更沒有化作價值追求和行為規範，腐敗的溫床註定形成。有了腐敗文化的支持，貪官永遠抓不完。所以，在制度建設的同時，我們要花大力氣改善文化，甚至是重建文化。否則，類似河南四任交通廳長前“腐”後繼奔監獄的事件，就會一再重演。
　　記者：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通過典型來體現，那些在職業領域表現出更高職業精神的人們，成為一代人的楷模，引領著一代人的價值坐標。但是在道德領域，善行的政治化傾向，對一個社會的道德建設有什麼樣的影響？對一個社會而言，道德成熟的標誌又是什麼？
　　公方彬：熱情的服務員，不造“豆腐渣”工程的項目經理，拒賄的廉政幹部……這些“事跡”是職業本身要求應該做的，不過是道德理念而已。把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要求的內容盲目升華，從小處講是一種媚俗行為，從大處講就是道德問題非道德化，容易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民眾的心理，扭曲社會道德價值觀的走向。
　　存在於普通民眾中的善行，本來屬於人性的光輝。如果總是賦予太多的政治意義，反而容易弱化人們的天性衝動。畢竟，更多的人還是願意以人性的力量推動自己的善行。所以，民間自發的贊美和崇敬更為可貴，政府只需要為善行者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就可以了。一句話，在人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做好事，而天天在做好事時，就是道德的成熟。
　　重新建立道德共識

　　黨風建設 與 機制健全
　　8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13～2017年工作規劃》。11月，《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發佈實施。
　　2013年，中國的民間公益組織在蓬勃發展的同時，面臨更多發展的難題和瓶頸。身份缺失的困境，沒有財政投入的尷尬，全職參與者缺乏必要的生活保障……
　　毫無疑問，中央正在致力打造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範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只有讓揮霍者收回私享公共利益奶酪的手，同時為貧弱者打造公平擁有社會福利的通途，中國社會才能真正實現“最大公約數”，重新建立起道德的共識。
　　記者：以八項規定和反四風為標誌，黨風政風已經發生了明顯好轉。不過，同時也有人擔心，這是否是一陣風式的“運動”？道德向好的變化，可操作的執行路徑又在哪裡？
　　公方彬：現在做的事不會反彈，歷史進程也不能允許反彈了。反彈就會帶來社會漸變還是劇變的問題，使得政治權力碎片化，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對執政黨來說，黨風決定政風，政風影響民風。怎麼解決看似亂麻的精神領域問題、信仰問題，就需要扎實思考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問題。
　　任何失去制度約束的道德隨時都會變異，人們都必須借助制度強化道德。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制度不好，好人不能充分做好事。當我們的制度隨著黨的執政能力得到強化，公開化程度進一步提高，一個道德充分張揚的時代才會來臨。
　　記者：道德領域看似是個民間話題，您又如何看待政治與道德之間的關係？
　　公方彬：道德是非功利化的。在這個問題上，政府的作為是為道德向好提供空間和保障，具體的事情則讓民間組織去做，讓社會的自我調節功能去實現。
　　中央一再提出發揮社會組織的調節作用，政府管該管的，放掉不該管的。隨著社會的開放，社會利益群體的分散與多元，民眾的利益訴求也趨向多元，政府不可能依靠權力滿足所有需求。這樣的背景下，試圖以一元(政府)替代多元(需求)，幾無可能。因為，一個人在沒有飯吃的時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飯吃，有了飯吃後會生出許多事來，並且無法以物質利益去解讀。
　　記者：目前，中國社會正面臨又一次深度改革。歷史上，每一次改革、變革，都帶來一次思想、道德領域的變化。轉型期的中國，道德價值體系將扮演著怎麼的角色？
　　公方彬：道德價值體系反映著人們的精神世界。組成人類世界的三種力量分別是政治、法律和道德。這三者各歸其位，才能有一個穩定的社會。處理好三者之間的關係，正是當下的問題所在。沒有了法律的剛性，其他因素都靠不住。
　　根本而言，要保證社會科學發展，既要以精神目標和高尚的價值追求引領大眾，更要以法的強制力來規範人的行為。實踐證明，把每一個人都引向方向性的爭論，並不是最有序的社會，甚至會異化為最難管理的社會，因為政治分歧遠比物質利益分歧難化解。唯有通過法來規範，社會才會真正走向有序，黨的執政能力才會加強。
（編輯：SN094）